思想碎片：以德嚇人

　　西漢宣帝時期，韓延壽出守潁川，推行“以德治郡”。首先，恢復古禮，修建公立學校，提倡見面作揖。又設定鐘鼓和管絃樂隊，每次活動時都要奏樂。當然，最重要的政策還是教化老百姓。他的口頭語是“鄰里和睦，尊老愛幼”。韓延壽注重以身作則，動不動就責備自己。“怎麼著？我這麼教育你，你還犯錯，看來是我做得不夠好啊！我該死，我該死！”啪啪抽自己嘴巴子。史書上記載，下屬們一見，往往羞愧得無地自容。某縣尉和他身邊一個職員甚至因此而自殺。一個人，能夠讓別人羞愧而死，這是多麼巨大的力量啊！

　　後來韓延壽轉任“左馮翊”，管理京城長安三分之一的地面，依然使用這一招。屬下高陵縣，有兄弟兩人為爭奪田產打官司。韓延壽聞聽，傷心欲絕：“我作為一郡的官長，做不到以德服人，以致在我治內兄弟鬩於牆。可悲啊可悲，可憐啊可憐。我要懲罰自己，誰也別攔著我！”說完，搬入政府招待所，閉門思過，拒不見人。縣上的官吏都懵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他們商量了一下，決定有樣學樣，紛紛把自己捆起來，關進監獄。爭田兩兄弟的七大姑八大姨、三叔四舅二大爺，也齊聚家中，責備二人不像話，連累這麼好的官員。最後，兩兄弟剃了頭，袒胸露臂，來到衙前請罪，並主動要求把田地讓給對方。韓延壽大喜，請兩兄弟下館子撮了一頓。

　　無獨有偶。東漢時，名士許荊出任桂陽太守。屬下耒陽縣，蔣家兩兄弟爭訟。許荊對二蔣說：“吾荷國重任，而教化不行，咎在太守。”遂吩咐書吏，上書朝廷狀告自己。史書中對此段語焉不詳，只說蔣君兄弟大受感動，跪地請罪。

　　韓延壽和許荊這類人在歷史上被稱為“循吏”，也就是清官、好官。他們的行為叫做“息訟”，即透過各種方式消除訴訟。在古代，治下息訟，是非常重要的政績。官司少，就證明你能力強。但韓、許之流不講道理，只講道德，以此說服原告被告，作用到底有多大，值得懷疑。在特殊語境、特殊生態下，也許有一定效果，但讓當事人瞬間就醍醐灌頂，改變想法，甚至羞愧得自殺，真是玄而又玄。

　　這麼巨大的力量來自哪裡？筆者以為，不是道德，而是威勢。清末民初，天津有一種流氓，號稱“青皮”，與人較量時，常以自殘方式恐嚇對方，把自己弄得血肉模糊，直到讓對方毛骨悚然為止。韓延壽和許荊與此異曲同工。他們的行為，看上去是迂腐，其實是在和老百姓鬥狠。他們自罰的背後，是陰陰的威脅。如果還不服軟，就別怪我不客氣，我連自己的前程和生命都不在乎，我能在乎你？因此，當韓延壽“閉門思過”時，“一縣莫知所為，令丞、嗇夫、三老亦皆自系待罪”，下屬們那份發自肺腑的恐懼，是難以言表的。

　　秦朝疆域

　　自秦始皇一統中國，中國就進入了帝國階段。所謂帝國有兩層含義：第一，一個國內只有一個皇帝，國家是統一的；第二，對於四鄰而言，中國這個龐大的國家絕對是主控力量。這兩個條件合在一起的時候，中國的帝國就是天下帝國。理論上天下帝國沒有邊界，邊緣和核心的關係只有遠近，沒有敵我。但實際上，當時的中國還是有不屬於它管轄的鄰居，尤其是北邊草原上的遊牧民族，很少被納入中原的管轄體系，更常見他們向中原挑戰，侵入、征服甚至統治了中原。著名的五胡亂華 和金、元王朝，就是較為顯著的例證。

　　直到秦帝國的出現，才真正為中華大帝國的核心劃下基本的疆域。我們有時候稱之為中原，可是中原的範圍常常會改變，實際上中原的核心又時時轉移。不過，以中國和歐洲的大帝國來對比，最顯著的特徵就是，中國有一個相當固定而且堅實的核心。因此，中國對外是一個相當龐大的地理單位，往往這核心本身比任何一邊的邊陲之地都要廣袤富足很多倍。這麼龐大的核心，自然有它自己的引力，核心可以抓住邊緣，邊緣則很難挑戰核心的地位。

　　秦和兩漢應該是一個連續體，不必當做三個朝代來看待。正所謂“漢承秦制”，秦帝國建立了龐大帝國的內建系統，包括道路系統和官僚體系，兩者都被漢帝國繼承。秦帝國的內建系統是從上而下、從核心向外緣擴散的。就秦朝的郡縣制度來說，從考古發掘統計出來的資料可以發現，甚至最小的縣城的縣長或縣令，往往是由秦帝國軍隊的中下級軍官轉任，中央的命令可以從上到下傳達到地方，效率相當不錯。秦帝國的道路系統，在中原地區是兩橫兩直四條主幹道，然後以此為基礎對外展開若干條輻射線。這樣的內建系統，傳達命令效率很高，得到神經末梢回饋訊息的效率卻有所不足。整體而言，秦帝國在秦始皇時代，運轉並沒有太大困難。

　　秦王朝築長城、開直道 、建宮殿和陵墓，再加上戍守邊疆的兵役，用盡了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國家力量。秦始皇在世時，由於他常常巡視各處，可能還可以得到地方的訊息。秦始皇一死，包括六國之後裔和陳勝、吳廣、劉邦這一類農民在內的起義風起雲湧，中央根本無法得到預警，也無法採取適當的應對措施。所以這一短命的王朝，它的興盛是由於三代經營，建立了一個非常有效的戰爭機器。但這並不是一套很好的管理體系，在資源力量用盡之時，中央完全無法應付，龐大的帝國就垮下來了。秦代的興和衰，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。

　　《周易·繫辭上》載：“河出圖，洛出書，聖人則之。”千百年來，人們在論及中華文化的起源和代表性文化符號時，河圖洛書總能名列其中。然而，河圖洛書的原始形態是怎樣的，經歷了哪些演變與改造，為什麼發生這些變化，卻是眾說紛紜，撲朔迷離。

　　河圖洛書的源流與嬗變，遂成為中國文化和思想史上有爭議的話題之一。先秦時代的“河圖洛書”，原本是為了應證帝王統治合法性的祥瑞和證據；至兩漢以迄宋元，在不同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文化需要下，人們對其作了種種推演和改造，“河圖洛書”遂演變成“龍馬負圖，神龜貢書”，如同神話般的傳說故事及圖讖之說，並日益圖式化和玄理化。河圖洛書的嬗變不僅對於古代易學、儒學的發展產生了影響，而且對政局興衰、朝代更替和人們的文化生活也產生了諸多影響。 先秦時代，《尚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易傳》、《墨子》和《管子》等經典文獻中都留下了有關河圖洛書的記載。《尚書·顧命》中提及“河圖”時說：“大玉、夷玉、天球、河圖在東序”。這句話按照東漢鄭玄的解釋是說，陳列在東序的“大玉、夷玉、天球”，此“三者皆璞未見琢治，故不以禮”；對於“河圖”，鄭玄說是“器名之河圖，圖出於河水，帝王聖者所受”。據此可知，《顧命》篇中的河圖是一種金石之類的國寶，作為祥瑞之兆由帝王所受，並無後世所謂“龍圖出河”之義；《尚書》中，被後人傳為與洛書有關的記載是《洪範》篇。然而據考證，《洪範》篇的產生是在周武王伐紂勝利之後，箕子向武王詳細闡述洪範九疇，即治國的九種大法，亦與“神龜出洛”之說不同。可見，《尚書》中所記載的“河圖”與“九疇”，與後人所理解的“河圖”與“洛書”有很大的出入。 《論語》中有關河圖的記載，即如《子罕》篇中所云：“子曰：‘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，吾已矣夫！’”從字面來看，“鳳鳥”是一種神鳥，可謂吉祥之物；而依《尚書》所說，“河圖”是一種金玉之器，亦可謂國寶之物、吉祥之兆。孔子此時此刻深深地感到：鳳鳥不再到來，河圖也不再出現，那麼，我的使命不也快要結束了嗎？孔子立志行道而道不行，這段話當是其自感懷才不遇、生不逢時而發出的喟嘆。 《易傳》中涉及河圖洛書的是《繫辭上傳》，“天生神物，聖人則之；天地變化，聖人效之；天垂象，見吉凶，聖人象之；河出圖，洛出書，聖人則之。”這句話是說，天生蓍龜等神物，聖人用它來創立卜筮的法則；天地出現日月四時之變化，聖人依據它而確立了陰陽觀；河出龍圖、洛出龜書之祥瑞神物，聖人取法它來創制“易”道原理。“河出圖，洛出書，聖人則之”一句中，“河圖洛書”究竟指代什麼？聖人依其所“則”的又是什麼？前人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是聯絡全文來看，“河圖洛書”指的仍然是蓍龜之類的祥瑞之物，聖人取法它來創制《易》卦，只有如此理解，才能把前後意思說得通。 《墨子》有曰：“河出綠圖，地出乘黃，武王踐功。”“綠”通“籙”，故“綠圖”與符一樣，亦為帝王受命之物。“乘黃”據考是一種神馬之名。因此其意是說，周文王滅殷興周是天命所歸，故有“河出綠圖，地出乘黃”之瑞兆，武王應天之命，終於伐紂成功。此外，在《管子·小匡》篇中，還提出“河出圖，雒出書，地出乘黃”等三祥之物，亦皆具祥瑞之義。由此我們可以推知，先秦時代的河圖洛書雖然具體形式尚有爭議，但其作為一種聖王接受的祥瑞之物，大體是不會錯的。這一時期有關河圖洛書的記載還看不到後世的龍馬、神龜、伏羲以及種種具體細節，尚帶有原始圖騰的象徵意義。